迷思 1: 标化考试作为公平公正的招生标准

“美国华人”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不同经历的华人对“考试”拥有截然不同的感性认知和生命体验。对于在大中华区成长并在大中华区完成高等教育之后移居美国的华人而言，标准化考试（例如中国大陆的高考）在其获得高等教育入场券的过程中扮演过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对高考的体验和认知也常常被经历过高考的美国华人（部分第一代移民）用来类比SAT, GRE等考试，甚至直接把SAT等考试称作“美国高考”。在拥有类似人生经历的平权法案反对者看来，似乎是现在最公平、至少是最“不坏”的方法了。但是，高考、SAT、GRE等标准化考试真的公平吗？

标准化考试成绩与学生的家庭经济文化背景息息相关

根据耶鲁大学的研究表明，学生的SAT成绩其实与ta的家庭收入呈现强烈的正相关性：一个考生的家庭条件越好，ta的SAT成绩就越好，而来自低收入家庭（特别是饱受种族主义引发的系统性贫困之苦的非裔、拉丁裔）的学生成绩就低一些。

标准化考试所反映的未必是学术本身的精进，而是学生所在的家庭和社区背景能支撑其购买多少额外的作为消费品的教育资源和服务。准备标准化考试需要大量的时间和金钱。例如，学生需要金钱来买参考书，需要一个安静的学习空间来反复练习习题，需要一台能上网的电脑练习打字，需要去培训班学习考试技巧，需要监护人花时间接送自己去培训班，甚至在一些公共通勤不是非常便利的地区还需要花钱买车来让自己去考点或/和培训班更方便。而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放学后可能需要照顾更年幼的妹妹弟弟，需要打工补贴家用。低收入家庭的住房空间也往往有限，几个孩子需要共用一台电脑，甚至有些家庭没有电脑和移动网。这种情况下即使学生本身有强烈的努力学习的主观意愿，客观条件也使得Ta很难有良好的条件准备考试并取得好成绩。

一个人的语言文化生活背景对ta的考试成绩也是有影响的。且SAT是一个偏袒白人、精英文化的标化测试。不少SAT中的生僻词是与生活经历高度挂钩的。而白人在语言类比词题型里会比其他有色族裔的学生准确率更高，恰恰是来自富裕白人家庭的孩子更有可能知道 比如”regatta” （帆船赛)、pirouette（芭蕾舞的一种旋转动作）这些单词的意思，更有可能在生活中有机会了解到。

其实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如果考试的内容跟我们的生活比较贴近，那我们做起题来就比较有自信，也能拿到高分；如果考试内容离我们的生活很远，那我们就需要更多时间去理解。比如，2017年高考全国卷一的作文题，要求考生从“一带一路、大熊猫、广场舞、中华美食、长城、共享单车、京剧、空气污染、美丽乡村、食品安全、高铁、移动支付”中选出两三个关键词写一篇作文，帮助外国青年读懂中国。对于从小生活在大城市和有资源的考生来说，这样的题目写起来得心应手。但是，对于长期生活在偏远地区的考生来说，ta们很可能从没有坐过高铁，没有骑过共享单车，没有亲眼见过大熊猫、长城，当地的食物也可能不能成为“中华美食”的代表，空气污染也没有城市那么严重，家乡人常看的戏也可能不是京剧。那么，ta们所能选择的，除了“美丽乡村”以外，只有“一带一路、食品安全”这些大词，对这部分考生而言，从个人生活体验出发写一篇言之有物的好作文会显得难度更大。标准化考试的形式做不到对所有人都公平。

美国教育资源分配不公背后是种族与阶级交织的多重影响

不少人因此倡导平权法案的标准应该基于家庭收入而不是种族。 但美国的经济发展是建立在剥削和压迫特定种族群体上的种族资本主义, 这种体系导致种族主义现象在经济和社会各个层面上相互交织，不能只取其一。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亦是来源于历史上长期以来的种族隔离政策。即便该政策在60年代被终结，教育资源不公的问题仍延续至今。

学者林垚的文章写道，美国的种族隔离政策在1960年被终结之后，白人家庭为了避免孩子与非裔家庭的孩子共上一间学校，加上在同时期，高速公路和汽车产业飞速发展，于是纷纷在城市郊区买房，搬离城市中心。白人种族主义者主导的各级政府也出台优惠的市郊用地政策帮助白人家庭迁入市郊， 同时降低对城市黑人社区的市政服务与资源投入，导致黑人户主的房产价值缩水。在当地公立学校的资金依赖于房产税收的制度下， 黑人以及居住在城市的少数族裔的社区学校的接收到的资金越少，教育质量越来越差，陷入系统性歧视、结构性贫困的恶性循环之中。

日益质量缩水的公立学校质量，特别是城市中小学质量，让申请上名牌大学更是难以企及。平权法案的诞生也是基于这一系列的系统性问题，在大学招生层面做出一个尝试性补偿。在平权法案被最高法推翻之后，正被推进并不是一些人期望的的更加治本地针对中小学公立教育的投入，而是保守主义活动家和白人种族者进一步针对k-12学校中的类平权法案的进一步打击。

把亚裔和平权法案对立起来，认为亚裔不受惠于平权法案，是与基本事实违背的迷思。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候我们也需要思考“何谓亚裔”。在美国，亚裔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华裔、南亚裔、东南亚裔等都是亚裔。而且，若对亚裔进行细分，细分下的不同族裔获得的教育资源也是不同的。数据显示，18至24岁的亚裔中，菲律宾裔和东南亚亚裔的大学录取率远低于东北亚亚裔和南亚亚裔（比如印度裔）而平权法案之下菲律宾裔和东南亚亚裔得到高等教育的机会是有所增加的。媒体报道中代表亚裔美国人的绝大多数是富裕的东亚学生和家庭。东南亚裔的声音一直是被淹没和忽视，在主流媒体上很难找到东南亚裔的观点。

亚裔在名校申请中的不公平待遇不来自平权法案

首先我们要承认一部分(东、南)亚裔在美国名校招生过程中可能承受过不公平对待并对此产生了挫败感。根据纽约时报2015年和2023年的报道，招生官在审阅亚裔学生的申请材料的时候尝尝会带着对亚裔的“刻板印象”来做出他们的判断（例如看到拿着很高绩点和标化成绩想当医生的亚裔申请者觉得ta是”典型亚裔”不够特别而拒绝ta）。因为这种刻板印象的存在，导致一些亚裔群体觉得自己已经付出了很多努力来取得好的成绩，完成好的活动，却因为自己刚好与美国社会对亚裔的刻板印象相符合而被拒绝感到深深的挫败感。这种对亚裔的刻板印象来源于历史性对亚裔群体的排外和压迫，和白人至上主义的利益维护。

看到了亚裔群体因为刻板印象产生的挫败感，美国的保守派活动家布鲁姆（Edward Blum）在与2015年一位想要对常青藤学校提起诉讼的Michael Wang取得联系之后，给Wang和其它亚裔的经历提出了一个“解释”——亚裔在大学录取过程中受到歧视，而夺走了本属于亚裔的学生名额就是平权法案的主要受益者，即非洲裔美国人和拉美裔美国人。这个说辞将亚裔收到不公平对待的矛头——以对亚裔的刻板印象来打压亚裔申请者的白人种族主义招生官和学校——变成了同样受到白人至上系统歧视的非裔和其它同处于劣势的有色人种。同时，由于亚裔移民中也存在对非裔的种族歧视，使得布鲁姆的这一说辞得到了支持并最终组成了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 （SFFA）。这一策略满足了布鲁姆长期以来为了维护白人利益打压非裔的目标，也成功将亚裔的矛头从白人至上主义和白人对亚裔的种族歧视转移到了同为少数族裔的黑人身上，在加剧少数族裔内部分裂的同时保护了白人的利益。

同时在哈佛大学给最高法院提交的文件中，可以看到在最后决定申请者是否会被正式录取的环节，招生官们会根据以下四个标准来做出最终决定：legacy status（传承状态，例如父母是否是该校校友，是否对学校由捐赠）, recruited athlete status（运动员身份）, financial aid eligibility （奖学金资格）, race（种族）。申请者的legacy status在申请过程中是最被哈佛大学看重的，2022届录取的新生中有36%学生拥有legacy status，比如父母一方曾经上过哈佛或者有足够经济能力给哈佛捐款。而在所有拥有legacy status的学生，70%是精英阶层的白人。由于亚裔的移民身份和历史上的一系列歧视性法案，只有极少量的亚裔二代三代移民申请者能满足legacy status的条件，非裔和其它有色人种同理。因此，和亚裔学生“抢”学位的不是布鲁姆宣称的非裔和西班牙裔美国人，而是因为legacy status而被大量录取的精英白人后代。

亚裔实际也受益于平权行动

平权行动从1965年开始实施。根据USA Facts的统计，在美国全国范围内，从1972年（该网站能统计的最早年限）到2020年，非裔学生在大学的录取比例从11.2%上升到了13.5%，28年的时间里，录取比例上升了2.2个百分点。同时期里，录取比例上升最快的反而是包括亚裔在内的除开白人和非裔的少数裔，他们的录取比例从1972年的1.5%上升到了2020年的11.5%，上升了整整9个百分点。这是因为，能享受到平权法案带来的录取优惠政策的不仅是非裔，也包括亚裔、拉美裔在内的别的少数群体。从统计数据来看，非裔平权法案里享受到的倾向性优惠反而不如亚裔在内的别的少数裔。

在被白人种族主义者的利用下，SFFA所代表的60个亚裔家庭以及更广泛的中美亚裔群体可能会认为，在诉讼成功废除平权法案后亚裔被名校录取的概率就会大大提高。但基于前面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AA并没有给非裔带来比亚裔更多的帮助。事实是，布卢姆并不是在为穷困、被忽视的亚裔美国人而战。布卢姆将富裕的亚裔美国人当作工具，以废除有助于少数族裔的法律。平权法案的废除，受益的将是白人和一小部分富裕的亚裔美国人。收到伤害的也不仅是亚裔美国人以外的少数族裔，还将会有很大一部分亚裔美国人，尤其是东南亚裔美国人，受到最直接的影响。

一位十六岁移民来美、现已为人母的华裔新移民Chyanne在CSA4AA的分享会中讲述到她当初来美时是如何受惠于平权法案的。她说，在她高中移民到美国，经济条件、语言能力和教育资源都比较欠缺的时候，她能顺利拿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很大程度上都是得益于平权法案的存在。她说“多元化要靠制度来执行”，如果缺乏了强制性的制度保障，而把是否真正执行多元化价值交给教育界和业界负责录取、雇佣的人来自己决定考量，其中的不确定性会让如她这样的弱势群体毫无安全感。亚裔在名校申请中的不公平待遇并不来自平权法案，相反，部分亚裔社群受益于平权法案。平权法案从政策层面而言，是基于维护社会公平的考量，对有限的社会资源进行的必要的再分配过程。

迷思 3: 平权法案治标不治本，即使被取消了也没关系

平权法案的不完美现状也源于美国名校对自己精英体制和阶级的维护

平权法案本身并不能解决根本性的歧视和不公平，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些糟糕的现实情况进行有限的纠正，但这不是平权法案本身的问题，而是因为美国根深蒂固的白人至上主义和右翼政治底色限制了进步主义力量进行更多的、更加根本性的纠偏。高等教育录取的平权法案最初成立是为了补偿在历史上被不公平对待的少数族裔（比如受奴役的黑人及后代等等）从而给他们的后代提供与白人一样的高等教育的机会。但是即使有了平权法案，在招生录取的环节，有色族裔和白人的录取数量还是有显著的差异。哈佛大学录取的非裔学生大多是来自有一定经济能力的移民家庭而非来自有被奴役历史的家庭。本该因为排华法案 (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 或者日裔美国人囚禁政策 (the Japanese internment)等而更受平权法案的关注的这些亚裔后代也因为名校的种族歧视和招生中的刻板印象而没有被给予应有的关注。不少批判性建议指出哈佛大学和其它美国精英名校这样的作法实际上是为了保持自己的低录取率，高门槛，拥有大量精英学生群体的同时，让自己看起来尽可能的多元化，而不会过于明显地揭示自己的阶级群体维护。 现阶段被诟病、热议的legacy policy（传承政策）的创建之初也是当时的白人精英阶级不满犹太裔的学生数量不断增多，特意出台legacy policy来正当化招生人数的限制。

某种程度上，平权法案难以做更多的无奈现实，恰恰显示出平权法案所能做的有限工作的必要和可贵。系统性的不公正也不可能依赖单一政策来解决。因此，我们应该更积极的推动美国高校对平权法案更多方面的考量和实施以及推出更多项目和资源持续性地支持来自系统性被排除和被边缘化社群的学生。这样的支持当然也不局限于大学内，主动地外展联系低收入社群高中，推出资源和项目援助社区大学等都是资源优渥的精英大学可以去做的。 

“就事论事”地聚焦于大学录取政策是否公正忽视了凶猛推进社会多方面开倒车的保守势力

平权法案争论和影响并不止于高等教育录取政策本身，而是保守派所推动的、作为白人至上主义议程的链条上的一环。大学招生中平权法案被废除后，迎来的并不是更加进步多元的政策，而是紧接着K-12学校招生中类平权政策受到威胁。一样的“亚裔被歧视”、 “原属于亚裔位置被政治正确夺走”等论述被保守势力用来进一步打消基础教育多元化在过去几十年做出的努力。不仅是在招生上，禁止批判性理解种族正义(ban on critical race theory) 和保护解性少数权益(i.e. Don’t Say Gay law)的立法和政策频出。且不提“废除平权法案能给华人更多机会上名校”的假设推断本身难以成立，废除平权法案本身也是右翼保守派引导和组织的保守主义运动中的一环。并且其规模和影响早已经不局限于教育领域，而是通过对司法的操弄、对民粹的煽动而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保守主义政客与活动家们操弄司法、刻意窄化对第十四修正案的解读，通过在第十四修正案的解释上开倒车，来推动民权运动开倒车，是一以贯之的，并且在2016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愈演愈烈。自2022年以来美国最高法院通过以保守视角再诠释第十四修正案的方式摧毁民权运动的标志性遗产，已经是至少第二次了（2022年堕胎权以及现在的平权法案）。将眼下的争论置于历史的经纬中衡量，特别是认知到美国长期以来的白人至上主义底色及奴隶制遗产，看到以言论自由的名义包装的种族主义表达、以滥用国家安全的话语背书的排华法案、以宗教伦理点缀的把女性和酷儿贬为二等人的父权主张、幽灵般若隐若现的新麦卡锡主义阴影，我们不能将平权法案的存废，仅仅看作一项同其他议题无关的、“就事论事”的高等教育录取政策评估议题。 

结语

即便小部分高调反对平权行动的亚裔群体占据了很大的话语权，亚裔，特别是亚裔学生，一直是平权运动和种族正义运动中积极的一份子。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在大规模监禁日裔美国人之后，亚裔美国人就呼吁为受种族排斥的少数群体实行平权政策。从 60 年代到 80 年代，亚裔美国人帮助迫使高等教育向受排斥的有色人种群体开放，并从平权行动计划中受益。1965年后随着亚裔移民浪潮，精英大学的亚裔（特别是中产阶级子女）的申请开始猛增。许多精英大学决定将亚裔从平权行动计划中剔除，并通过与白人申请者的直接竞争来评估他们。反过来，全国各地的白人校友担心自己的孩子进入母校就读的机会被影响，开始向大学领导层施压，要求他们采取措施限制亚裔学生的入学。发现录取亚裔录取趋于平缓的80年代里，亚裔学生们开始向大学要求其更加透明和公平，要求大学披露招生流程的变化，公开招生数据。在亚裔获胜的加利福尼亚州等州，亚裔美国学生的入学人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但在接下来的四十年里，亚裔寻求公平的方法被平权行动的敌人重新利用和扭曲。

在CSA4AA组织的讨论分享环节中，同为中国留学生的嘉宾Nancy提出，我们需要在“价值”和“利益”之间作出更适当的取舍。在错误信息和虚假宣传的影响下，很多华人忧心忡忡，担心平权法案会让自己或自己的后代更难进入名校深造。平权行动的反对者们将该议题的辩论重心从机会平等扭转成了以稀缺和排外为主导的煽动性动员。我们也需要问自己，我们倡导的价值观是什么？ 我们希望我们理想的大学是实践怎么样的价值观？在一个种族仍然高度不平等、种族隔离情况日渐严峻，但每年又同时在变得更加多元化的国家，我们如何分配教育机会和质量？我们想要要建设什么样的社会？我们真正想要的是特权还是正义？

CSA4AA即将推出针对留学生社群的呼吁行动倡导书，届时欢迎大家转发分享。对本文的反馈和对平权法案系列项目想要参与更多的朋友请发送邮件至info@csanetwork.org 。